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第一階段立委罷免投票將於明天（7/26）登場，但過去這半年中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女力志工，早已選擇在投票結果塵埃落定前悄悄撐起歷史現場。
2024年十二月，立法院前的青島東路上擠滿了抗議群眾，立法院議場內正三讀通過《選罷法》、《憲法訴訟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三項修正案。民眾舉著標語、喊著口號，期待自己的聲音能被傳進立院，要求國民黨和民眾黨退回未經嚴謹程序就通過的法案。蓉蓉（29歲，化名）也是青鳥運動的其中一位參與者，她從南投一路北上，在寒冷的十二月底和其他抗議者一同站在路上持守臺灣民主。
出身於深藍家庭，蓉蓉自2019年反送中開始對中共的不信任和反感，也開始注意社會運動。「我覺得自己需要現身，因此這次我北上參加」，她決定請了兩天的假，到運動現場聲援行動。
史努比（中年、化名）的野心更大，她不只來參加青鳥行動，更是來找「罷免超人」的。史努比意外與路上的罷免志工搭上線，經過一番深聊，史努比決定加入罷免李彥秀的團隊，成為日後站在南港、內湖區街頭的罷免志工。
她們為何投入？對比十年前三一八占領運動女性運動者的性別困境，這次投入罷免的女性志工看見哪些新的政治風景與難題？她們的行動為這半年來的大罷免留下甚麼意義？
記者｜陳怡安
編輯｜關之杰
她們是誰：加入罷團的女性們
蓉蓉是南投草屯人，平時在公家機關上班，一直以來都有在關注青鳥和罷免的資訊。在十二月底加入罷免馬文君的群組後，開始看到全台各縣市陸續開始有連署攤位的出現。蓉蓉原先認為南投因為政治傾向一向偏藍，因此對於是否擺攤有些猶豫，但是在看到南投第二選區游灝的罷團開始行動後，認為「罷馬行動」或許也得以實現。隨後蓉蓉和其他罷馬成員們一起在2025農曆新年前開始擺站點，那時罷免團隊剛好借到草屯年貨大街附近的地點，而過年的人潮也讓連署站戶限為穿。
史努比平時是業務助理，在2024年十二月中時注意到冬季青鳥，五月青鳥第一次上街時（青鳥行動自2024年五月開始，抗議群眾首次站上街頭要求國會撤回擴權法案，同年十二月再次於青島東路舉行「冬季青鳥」），史努比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並未參與。十二月青鳥走上街時，她看見路上的追星族舉著手燈、看到戰車上宣講的人們，還有人來人往的抗議群眾。史努比遇到「罷免超人」，並在那之後的幾天收到來自「港湖除銹」的邀請，史努比猜想團隊當時人手不足，因此就毅然決然地加入了。那之後她就一直與罷團夥伴合作擺攤，在團隊內負責調動人力、分配人資，確保每個站點都有足夠的志工。
在罷團中工作：女力充滿的工作群體
罷團志工性別比女多於男，是在詢問完二位受訪者罷團內部性別比後得到的答案。「港湖除銹」的核心幹部性別比約為3:7，接近4:6，「罷馬」的核心幹部性別比接近1:1，而兩個罷團的連署站志工則都是女性多於男性。
社會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經常導致團體討論時，特定性別的聲音被忽略。台大社會所黃怡安就曾在〈民主決策與性別過程：以台灣318占領行動中的學生動員為例〉指出，在太陽花學運時，女性參與者在運動中活躍程度不亞於男性，但女性的意見比起男性經常更容易被忽略。然而，在被問到核心內部的性別合作時，蓉蓉與史努比都一致認為是和諧的。史努比提到團隊內部的決策多半是經過討論決議的，沒有任何人的聲音是被壓抑或忽略的，她認為罷團內大部分的人都有職場經驗，讓罷免討論現場的兩性互動流暢簡單。蓉蓉提到「罷馬」的核心幹部人數不多，但性別互動是自在的，雖然偶有幾次遇到年長男性志工催婚的狀況，但是成員們在決策過程中並未出現意見不被重視的現象。
然而，連署站的現場卻有不同的樣貌。由於站上女多於男，甚至時常志工全是女性，因此他們面對到的民眾「嗆聲」更加嚴重。在這次的罷免行動中，連署站志工受到民眾言語或肢體暴力的攻擊狀況層出不窮，除了會被罵「閒閒沒事幹」、「領錢辦事的」，口頭爭執更可能進一步上升成推擠衝突。史努比和蓉蓉都觀察到，當連署站的志工全是女性時，前來謾罵的民眾都會更加不客氣，有時甚至會拿手機等攝影器材錄影。在問到女性志工會如何應對這種場面時，史努比說明因為他們有事先申請路權，因此站點附近都有警力進駐，在遇到民眾鬧場時都可以幫忙支開。蓉蓉說草屯的狀況較為不同，罷團在申請完集會許可後，警察僅是偶爾巡邏，不見得每次都可以在現場支援，因此連署站上的志工通常會找男性志工協助，或是以玩笑語氣回應民眾，例如對民眾說「愛你」、「謝謝」等等。
女力浮現：她們讓行動得以運轉
「法國大革命時，女性因為感受到權益受到侵害，因此選擇站上街頭抗議，今日的臺灣又何嘗不是如此？」蓉蓉指出女性在近兩年的政治局面中比誰都更有危機意識，在面對到生活可能即將產生重大變化時，女性選擇第一個跳出來捍衛現狀。蓉蓉提到這次大罷免中女性在各地支援前線，「罷馬」的團隊長期有一位從台南北上的女性志工在協助運作，女性在這場行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史努比提到自己觀察到兩個兩性間的差異：首先，罷團核心開會時必須遵守板規，但偶爾會有成員不合規則，此時隊內男性會希望該成員直接離開會議，然而女性可能會以更委婉理性的方法勸導，史努比觀察到女性擁有更細膩的溝通技巧，能讓團隊的討論過程更圓融和諧。同時，他也注意到女性的行動力是高於男性的，在團隊訂下決策後，男性們第一時間顯露出遲疑，但隊上女性卻毫不猶豫地展開行動。
志工圖像：性別與社會分工
「其實也不是議題性的，但從醫院、宗教團體就可見，女性比男性更願意投入志工」。史努比如此回應罷團女性志工較多的觀察，她提到自己在連署站上常常遇到職業為家庭主婦的女性志工，她們平常擔任學校志工，在送孩子到才藝班之後就前往連署站協助。當被問到「女性為何更願意投入志工」，史努比陷入沈思，她回想到自己的母親曾經說過「等你們都長大後，然後我自己也有閒之後，我也想去當志工。」史努比的母親認為，女性從事志工時可以建立自己的生活圈，當男性出外上班時，女性可以透過參與志工找到自己的生活，同時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回饋社會、幫助他人。
而兩位受訪者都提到男性多半會被期待要承擔更多經濟責任，因此往往沒時間參與志工活動，史努比提到「港湖除銹」團隊上的男性很多是因為工作穩定、十年前沒有參與太陽花覺得遺憾，因此這次有時間後就選擇投身志工。
另外，在連署站上和不同志工聊天後，史努比與蓉蓉皆發現男女志工的參與動機大相徑庭。蓉蓉提到「罷馬」團隊中男性的參與動機大致分為二：其一是原本就支持台灣獨立，一直有在關注相關議題。另外一群男性原為國民黨支持者，在經歷數次失望後投入大罷免，蓉蓉說他們還會拿出黨證、驕傲地說自己改變政黨認同的故事。
而問到罷團女性的參與動機時，受訪者提到女性近幾年面對中共的威脅時對中國產生強烈不信任，也害怕中國的作為危害到台灣人民的現有生活。而許多已婚女性為了家人、單身女性提到自己為了姪子姪女站出來，期望大罷免可以成為阻止惡行的手段。
女性：穿針引線的罷免「戰士」
訪談的最後，《意識報》問受訪者們如何看待女性在這次大罷免中扮演的角色？「女性在這場大罷免中扮演了穿針引線的角色」，史努比觀察女性的可塑性和變化性很強，有時擔任關鍵決策的角色、有時負責做支持和支撐的工作，她提到罷團內許多受薪階級的女性，是公司的主管、領導者，在開會討論時都能將工作上的經驗帶入決策過程。團隊內男性的背後，也是許多選擇照顧家庭，派出丈夫支持大罷免運動的女性。「女性撐起了這場行動的溝通協調、從發想到完成」史努比最後如此總結她認為這次行動中女性擔任的角色。
蓉蓉也提到女性在這次大罷免中是無所不在的，她個人就曾經擔任過隊上的工作分配長、隊內核心決策者、小編、美編、連署站的志工等。她表示在人數比較少的草屯，一人分飾多角是常態，甚至是必要的。她們也時常需要和其他罷免團體合作學習，或接受來自反共護台組織的政治建議。「女性是無所不在的，這場大罷免中處處都可見女性的影子」，即便在人數不足的困境中，女性依然扛起多項責任，撐起這場罷免運動。
從沉默到發聲：她們留下了什麼？
「女性比較不介意自己的付出是否有被看到」，蓉蓉與史努比都觀察到罷團內的男性更在意自己的付出是否有被肯定，女性則通常默默行動，不要求他人的讚賞或肯認。
女性的聲音不大，甚至偶而沈默，但是她們現身的力量卻不可忽視。被問到如何看待女性在運動中留下的意義，蓉蓉回答，她和合作夥伴一起徒手建築南投第一選區的大罷免，她看到隊內女性成員離開後又由新的女性成員遞補，「女性承先啟後，搭建了罷免的序幕，也將自己的經驗留給承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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