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十點半，小鞠準時來到咖啡廳，擺設桌椅、掃地、整理餐具，是他的實習日常。小鞠不是工讀生，他是一名社工實習生。
「當初面試時，是有說會做『一些』咖啡廳外場的事務，但實習時，八成時間我都在端盤子、洗碗、做咖啡廳文宣。」小鞠如此回憶。嘗試向機構督導反映，卻被回以「社工什麼都要做」；轉而尋求學校督導協助，而學校僅能口頭請求機構「多安排學習機會給學生」。
一段原本以為會有所收穫的歷程，就此成了小鞠不願再回頭看的記憶。而小鞠不是唯一有這樣感受的實習生。
當學生以為自己來到社會工作現場，卻發現實習的日常與社工實務幾乎脫鉤，困惑、挫折與無力感接踵而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落差？誰又該為此負責？
意識報採訪多位社工系學生、實習機構督導、實習改革倡議者與大學教授，試圖釐清制度中學生、機構與學校三方角色的模糊權責，究竟如何讓理想的學習現場變成現實的放牛吃草。
記者 | 許采蘋
編輯 | 方博弘
每逢家庭暴力、兒少保護等重大社會案件時，總有輿論疾呼「社工在哪裡？」在福利需求及社會問題複雜化的現況下，台灣社會對於社工的需求日益提升，政府亦不斷強調社工人力的重要性。
然而，你知道社工養成之路得經歷什麼挑戰嗎？
回溯專業社工人才的培育過程，實習可說是每個社工系所學生的共同記憶。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統計，全台每年有兩千多名社工系學生投入實習。兩次共計至少四百小時的實習，是取得學位與報考社工師考試的基本門檻。面對即將到來的實習，多數學生們在緊張之餘，也期待能將課堂所學與現場經驗結合，並從督導們的回饋中獲得成長。
但實習真正能學到什麼，就像拆開驚喜包，取決於進入的實習單位以及遇到的督導。
來自北部地區、剛從社工系畢業的小鞠面帶苦笑地回憶道，自己原本基於對青少年工作的興趣，選擇申請相關領域的實習機構。然而，實習申請有制度上的限制：學生每次僅能申請一間機構，多數單位又集中於三至五月面試，一旦前幾間申請落空，後續選擇極為有限。他在六月中才確認落榜，此時多數機構已關閉申請，為了趕上學校時程，小鞠匆忙找到一間未列入校方名單的單位。缺乏學校事前審核，意味著沒有最基礎的保障，等同於將長達百餘小時的實習交由運氣的賭注。而對小鞠來說，這次賭注是噩夢的開端。
小鞠原以為自己面試的是「實習社工」職位，直到面試當下才被告知，已被社工組拒絕，因此當下所應徵的其實是「實習職場輔導員」。當時，對方說仍會讓小鞠有機會與少年互動，小鞠也考量家中經濟壓力不允許自己因實習不通過而延後畢業，只好接受職位，但真正的難題才正要開始。
整段實習期間，與青少年的互動時間不到兩成，其餘時間多半投入在擺設桌椅、洗碗、登打銷售資料、撰寫文案、設計社群貼文等事務，偶爾被指派撰寫設計服務方案。「掌握咖啡廳事務運作我可以理解，只是我覺得比例太高了吧，變成都是我們在做，也沒有讓少年學習的機會。即便說是跟少年互動好了，但我較常接觸的少年在中期就被開除了，我不知道我到底在跟誰建立關係。」小鞠回憶起實習，沮喪地說道。
小鞠與實習夥伴曾嘗試向機構督導溝通調整工作內容。「他確實有提供機會讓我們參加跨組的事務，但時數的認定很不彈性。比如禮拜五去社工組幫忙，是不能拿來抵實習時數的，只能額外加在總時數上。我們的192小時，就是得在咖啡廳裡完成。」
更讓小鞠感到無奈的，是「沒有人真正帶領學習」。實習第一個月後，原本負責引導小鞠的輔導背景員工離職，後續與他互動是咖啡廳的店經理，沒有社工或輔導背景，負責咖啡廳餐飲事務。「不是實習場域都應該有一個人帶著你嗎？但我做四週之後，帶我們那個人就離職了，後來都沒有人帶我們。」他困惑地說。整段實習中，與名義上的督導真正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他就是坐在辦公室，有時候外出去辦事，反正其實也不太會遇到。」
在學校督導協助與機構反應後，小鞠曾短暫獲得一次與個案工作的機會。然而僅有如此一次，其餘時候，他仍多被指派咖啡廳庶務。「到最後我其實有跟督導說，我覺得我自己被當成免費勞工。」對方回應：「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社工什麼都要做啊。」那一刻，小鞠明白：「就算我早點提出來，也不會真的改變什麼。講了也沒用，後來我就越來越不想講了。」
實習原是專業認同的起點，卻一步步磨損熱忱
在社工實習中，實習生同時接受來自學校督導與機構督導雙方的指導：前者多為社工系教師，或具講師資格的資深業界人員，負責統籌學生實習計畫、安排課堂學習、機構媒合與透過督導掌握學生狀況並給予支持；後者則是實習機構中的社工人員，負責現場任務分配與日常實務指導。理想上學校與機構雙方應協力培養學生，但對來自中部地區的小君來說，原先預期能夠支持學生的學校督導，卻從實習開始前就讓人喘不過氣。
回憶起社工實習的經驗，個性健談開朗的小君表示也曾在其中感受到巨大的徬徨與無力。由於小君參與的是團體方案實習，組員人數多達十人，光是釐清及協調組內成員的興趣與志願，就花費了大量心力。小君與組員們悉心排序心儀的實習志願，也為此設想好錄取不同機構後的實習分工與方案走向。
然而，抽籤後所有志願皆落空，小君一組未能錄取學校長期配合的機構，他們被分發到一位過去完全不熟悉、學生間風評極為嚴厲的學校督導，並由督導協助安排新的實習機構。第一次會議，學校督導直接向小君表明：「你們這一組的方案設計不是我教的，所以全部都要重學。」
小君強調：「我們知道他（學校督導）很嚴厲，所以先準備一些資料去跟他開會，結果他都沒看一眼，他說：『我不需要這些資料。』我們帶著上學期修課的課本拿來當參考，他一看就說：『你們帶這本書來，就不用開會了』。」
會議之後，小君一組被要求依照進度表完成計畫書，學校督導則表明，下一次小君如果還有事情聯絡他的話，只可能是機構選擇不跟小君合作的時候。學校督導從此宛若人間蒸發。接近一年下來，雙方真正見面的次數不超過三次。「第一次開會，第二次是線上機構媒合會，第三次是實體機構媒合，連最後成果發表的線上彩排都是機構督導來，學校督導完全不管。」
在學校督導近乎隱身之外，小君一行人與機構的信任關係在實習前便已被打碎。原本與實習機構約定好協助辦理的兩次活動，一次學生們驅車兩小時後前往活動現場，看到空無一人的場地後，才發現活動已臨時取消，自己卻未獲通知；另一次則是小君事前積極聯絡督導活動事宜，督導皆未回覆，直到原定活動日期前一天，督導才回訊告知小君活動已辦理完畢。小君無奈地笑道：「從這兩次活動之後，我們對於機構非常的不信任。」
雙方信任斷裂下，小君與機構督導的溝通並不順暢。小君表示，因實習計畫書攸關方案執行資格及實習時數認證，六月時多次傳訊息向督導索取定案的實習計畫書，然而督導直至八月都未提供最終版本的實習計畫書，且僅向小君回覆自己因同事離職與長假、需同時承擔兩人份的工作而忙碌無暇。「我們怕自己不能畢業，也不好意思再找（機構督導），就是盡量不要得罪人家，他也說了要代兩個人的工作，可能真的在忙。」小君曾試著寄信請學校督導協助轉介機構的其他聯絡方式，但得到的回應是：「機構暑期很忙，請配合機構運作，而不是以同學的想望為主，以上。」
小君曾想過乾脆放棄當次實習，延後畢業一年，不僅可以追求理想中的實習內容，狀況也不會如此混亂。但那是一場團體實習，作為組長的他無法輕言丟下組員們退場。整整兩個月，小君跟組員們都在焦慮中度過，擔憂因未能完成實習而延後畢業，對於實習的唯一期待，僅剩能夠順利執行方案，並順利畢業。
誰該為「被丟包」負責？三方沉默的多年共業
社工實習現場中「被丟包」的經驗，並非小鞠與小君所獨有。早在十年前，參與三一八占領運動結束後，一群北部社工系所學生組成「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期待透過對話、行動與連結，重新想像社會工作的樣貌。其中，作為社工教育與現場實務交界處的「實習制度」，也逐漸成為聯盟後續的核心倡議之一。當時為台大社工所學生，同時也是翻轉聯盟成員之一的林玲安回憶，「我自己實習覺得還好，但在跟很多人分享後才發現，有些同學的實習經驗根本沒有人好好帶他們，或是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
對機構而言，實習生常被視為負擔。實習制度並未明定機構需提供何種教學內容，也未給予帶領者任何實質資源或獎勵。機構是否願意接實習生、是否願意投入教學、怎麼教、教多少，全憑督導一念之間。許多第一線社工工作者在原本工作負荷已重的狀況下，將帶實習生視為額外的壓力，擔心若處理不當，可能衍生服務品質不佳或責任上的風險。
曾任民間社福機構督導的董蕙瑄坦言：「接實習生沒有補助，也沒有減少其他業務量，要帶就是靠對於社工專業的認同。但也確實有些機構在明知量能不足的情況下，仍因其他考量而收實習生。」他直白地指出，在三方對於實習缺乏完整共識下：「最後就是我（指機構督導）不認真帶，你也不用學；或者我沒想法，你自己看著辦。大家都在演一場戲。」結果便是學生在現場無所適從。若未能建立清楚的實習想像與標準，實習生便容易變成淪為形式化的免洗人力。他直言，若無能力帶，就不該接實習生，但目前實務上難以達成共識。
制度上的無規範，使實習教學未受重視，現場帶領者也缺乏足夠支持。董蕙瑄指出，社工圈至今尚未建立針對「實習督導」的正式培訓制度，現場實務多半仰賴個人經驗與熱情，難以對應學生多元樣貌與需求。
此外，學校與機構之間的連結也時常斷裂。董蕙瑄觀察到，有些學校督導連至學生實習機構進行基本拜訪，確認學生在實務現場的學習狀況都敷衍以對。「學校督導團督八次遲到八次，去機構拜訪也遲到。他跟我的領域也不熟，給不了什麼指導。」即便學校督導有心介入協調，若機構無意配合，最終也難以推動改變。「這其實跟機構有關，如果機構能力或是等級太差，沒有什麼好協調。他們第一個沒有聽懂，或是立場踩很硬，那就沒什麼好談的。」
學校端的問題不僅是制度支持不足，也與「為了穩定實習名額」的妥協文化有關。董蕙瑄觀察，多數社工系不敢對機構提出過多要求，擔心影響合作關係。規範若訂得太細，機構嫌麻煩就不願接收實習生；介入太深，恐被認為干涉機構自主。長此以往，學校端往往選擇對問題視而不見，實質放棄監督角色。
在董蕙瑄看來，學校若無法承擔監督責任、機構無力給予引導，學生再有主動學習的意願，也難以真正成長。「實習這件事在整個社工圈裡，其實沒有被當成一回事。」她語氣平淡地說道。
相忍為懷的文化也影響了學生的處境。在權力不對等的局面中，學生對於發聲普遍存有顧慮。小鞠雖曾反映自己被當成免費人力使用，卻僅得到社工的工作就是這樣的回答。為何沒有更積極提出反應？小鞠苦笑道：「可能我也預設講了沒用，又怕麻煩、怕拿不到學分、怕被打低分，就想說撐過去，192小時到了我就自由了。」小君則坦言，實習生進到機構往往打亂了原有的排程，自己也覺得添麻煩，因此許多事情不敢開口。
學生不敢說、機構不想教、學校不願改，三方都沒有真正扛起教育責任，於是「被丟包」成了習以為常。
學生能夠翻轉教育？從行動長出的學習力量
三方困境難解之下，十年前，北部一群社工系學生組成「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投入實習制度改革。成員之一的林玲安，大學與研究所皆就讀社工專業；另一位成員黃珮綺，大學念社會學，研究所轉投入社工領域。回想最初組織的形成，兩人皆不約而同指出，2014年的三一八學運是他們集結行動的起點。
黃珮綺回憶，當年服貿協議中包含醫療與社會服務產業的開放，引發社會服務商品化的疑慮。他與其他社工學生參與街頭行動的同時，也與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醫護產業工會等團體交流，發現醫學見習生與社工實習生在制度上能夠對照。如同醫學生集結倡議改革，翻轉聯盟的成員們認為，實習最能夠引起社工學生的共鳴，「因為每個人都會經歷這段過程。」
林玲安則表示，參與三一八運動讓他開始質疑社工教育的侷限。「那時候會覺得：『為什麼這些跟社會工作密切相關的議題，在我們的課堂裡都沒有人討論？』」運動結束，量能未散，這群來自不同學校的社工系所學生仍持續聚會，討論社工教育與專業實踐的落差。
聯盟行動高峰期，他們規劃多場校園講座與巡迴演講，邀請非典型社工從業者分享對社工的想像與實踐，試圖打開對社工專業的多元理解。其中具代表性的行動之一，是名為「行動代號：社工教育的50道音影」的倡議。他們針對全台社工相關科系發放實習概況調查問卷，並舉辦「進擊的實習生」系列講座，蒐集各地學生對實習制度的經驗與批判，發現許多學生提及社工教育的僵化、學界與實務界的斷裂，以及實習過程中的困惑與無力感。聯盟將這些內容彙整成公開文件，遞交給台灣社工教育學會時任理事長古允文。儘管古允文曾撰文回應，這場行動最終仍未帶來制度性的改變。
黃珮綺回頭檢視當時推動的行動，認為未能引發制度性改變除了訴求過於分散，仍有兩個原因，一來聯盟將多數行動能量投注在喚起學生對議題的關注，二則社工實習制度有其複雜性與各校系所的差異性。「當時我們發現很多問題，也都覺得這些都是問題，但現在回頭看，若要進行議題行動，可能必須聚焦於一個具體訴求。」他坦言，那時成員大多是初次參與公共行動的菜鳥，對制度理解有限，直到行動過程中才逐漸培養出勞動意識與歷史敏感度。
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林玲安則意識到，學生不該只是被動接受老師或制度訂定的教育方式，而應該主動思考並爭取自己想要的學習。他坦言，自己原本是「乖乖牌」，但參與行動後開始體認到學生作為學習主體性的必要。「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但至少對我來說，那段時間真的是一個學生主體性的展現。」
這段經歷也形塑了他們此後的生命軌跡。畢業後，林玲安曾經在萬華的「台灣社區實踐協會」擔任社工，後因疫情返鄉陪伴家人，目前則在台南參與成功大學的USR計畫並擔任專案經理，專注在以社區為本的跨域合作與地方行動。黃珮綺完成研究所學業後，回到汐止樟樹灣都原聚落從事兒少社區工作，持續反思體制漏洞並探索兒少教育的可能性，同時與汐止夥伴組成「返腳咖」，推動在地互助網絡、投入地方行動，目前在部落偏鄉小學擔任代理教師。
回望十年前的翻轉行動，或許無法立刻撼動實習制度的根本，但卻留下了學生集體發聲、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實習作為教育與實務現場碰撞的交匯點，最能凸顯學生在體制中的位置。長年關注社工專業教育及督導實務研究的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白倩如曾撰文指出，在制度支持薄弱的情況下，學生即便擁有主動學習的意願，也難以實踐。「實習品質落差極大，場域若無支持與引導，學生很難發揮主動學習的能力。」在現行制度中，學生主體性不僅未被鼓勵，反而常被各方制度上的限制所抹煞。
十年後的今天，該如何讓學生的自主可能性能夠延續下去？
實習可以不一樣：好的經驗從何而來？
在混亂與無力之中，也還是有學生被好好對待的經驗。
小鞠的另一次實習，碰上願意手把手帶著學生操作的督導。「我覺得督導真的很有關係。暑假那次實習，督導人很好，事情雖然很多，但他會詢問我想不想做這個，想不想做那個，讓我有選擇權。」小鞠回憶，督導不僅安排明確的工作，也親自示範、陪伴他完成任務，後期才逐步放手讓他獨立進行訪案。「他有在教育我，而不是把我當勞力使用。」這份「有人陪著學」的感受，讓小鞠不至於對社工專業喪失信心。
小君也同意督導風格對學習影響甚鉅。在另一段實習中，他遇到願意投入心力的學校督導。對方會定期邀請學生檢視實習歷程，引導反思工作中遇到的困難與困惑，並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學生的想法，協助學生與機構溝通。
兩段實習，截然不同的感受，也讓學生意識到，實習的好壞多半取決於運氣及個別督導的心力。然而，若沒有制度保障，好的實習經驗也難以成為常態。
董蕙瑄曾任青少年領域社工近八年，帶過十五位實習生，其中超過半數後續仍投身社福界。「實習是讓學生長出對專業認同的關鍵過程。」他強調，帶實習生絕不只是教他們分擔業務，而是要主動引導、協助對方從混亂中釐清學習目標與位置。
雖然過去沒有接受過正式的實習督導培訓，董蕙瑄仍透過反覆修正、主動學習與學生對話，逐步摸索如何成為一位有意識的引導者。「我可能因為大學有修教育學程，對教育算有熱情，所以特別在意『怎麼帶』。」他笑說。
董蕙瑄認為關鍵在於督導是否願意投入那份對於社工專業的認同與耐心。面對制度限制與資源缺口，他深知單一機構的力量有限。「如果有一個大型基金會願意投入實習教學的設計與帶領，那個擴散的速度會快很多。」
回望十年前的倡議行動，林玲安也抱持著希望。「我們那一代現在都變成工作者了，當我們自己變成了社工、成為實習督導，是否還記得當年在社工教育裡覺得重要的事？又是否能將那些價值落實在自己帶學生的方式中？」他語氣溫和，卻充滿重量地說道。
修正社工實習，從制度找回實習的好經驗
長久以來，社工實習制度如同一艘缺乏羅盤的船航行在汪洋中，學生、學校到機構三方對於實習各有不同的期待，卻未能達成航行方向的共識，實習的經驗與品質因而成為運氣與人脈的賭注。回看過去十年以來，社工實習制度仍未能有實質的調整。
督導的付出缺乏誘因與認可、學校對於機構缺乏課責機制、機構本身無義務提供培訓或津貼，缺乏強制規範與資源，使得社工實習的困境一再循環上演。
改變雖不會一蹴可幾，但並非無解。其他領域已有可供借鏡的經驗，例如立法院國會辦公室與部分媒體機構推行有薪實習，使實習生能夠獲得最低生活保障。搭配明確的評估與培訓流程，也減少實習品質全憑運氣的情況。教學端或可參考護理領域，採行分級制度與教學認證機制，提供實質誘因與進階路徑，促使臨床人員願意投入教學。
若社工實習能由學校主導建立督導培訓制度，要求機構時前評估承接量能並提供基本津貼，同時設計合理誘因，如減免督導業務、給予專業認證或薪資加給，或許能逐步建立起穩定且可複製的良好經驗。
制度規範與第一線的實踐並非對立，而應相輔相成。當培訓、資源與責任三者皆具時，督導的用心才不再只是偶然，學生的成長也無須再倚賴運氣。屆時再次啟航的社工實習，不再是漂泊在未知與風險中的孤舟，而能駛向培養專業認同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