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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5）12月中，台大無預警拆除溫州街52巷5、7號日式宿舍，但這並非單一拆除個案。實際上從去年（2024）起，位於52巷的日式宿舍群被捲入台大與住戶合作都市更新案，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列冊追蹤長達20年後，重回大眾視野。溫州街區的文史工作者發動「搶救溫州街52巷臺大宿舍群」聯署，強調此處是紀念台灣研究先驅曹永和、陳奇祿的重要場域，然而台大以經費不足為由反對保存，附近有意都更的住戶也指責保存運動忽視了他們的居住權益。最終，52巷宿舍群並未通過文資審議，8棟宿舍中僅存8號宿舍，其餘皆遭到台大總務處拆除，留下一片空蕩蕩的柏油地面。52巷宿舍群的審議案，就如同溫州街區文資爭議的縮影。2000年代初期台大開始拆除溫州街、青田街一帶的日式宿舍，引發「青田街古蹟保存運動」；從2017年的俞大維故居開始，溫州街區的拆除行動再次掀起保存運動浪潮。在審議現場，保存運動不僅要面對台大對文資的消極態度，部分審議案更因影響了住戶參與的都更案，而須面對住戶的憤怒。為何在都更住戶眼中，都市更新與文資保存經常是一道單選題？長年出現文資爭議的台大，為何遲遲無法與保存方形成共識？意識報參考文資會、臺大的公開資料，採訪大學里吳沛璇里長、龍安國小前家長會長郭麗雪、台灣故鄉文史協會理事長黃智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助理教授蕭文杰等文史工作者，嘗試釐清整起文資爭議的始末。在牆垣倒下，塵埃落定的時間點，探問持續了20餘年的保存運動，尚有哪些難解的課題。記者｜林家瑞、蔡呈璟編輯｜方博弘封面｜台大研究生協會 文資審議開始，拆除已在倒數計時 「單號門牌的老宿舍還有沒有新事證？」燙著一頭黑捲髮，平時慈祥的黃智慧也不得不焦急。眼看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會（文資會）在2022年否決溫州街52巷單號宿舍具文資身分後，2023年末，台大就派怪手拆除1、3號宿舍，黃智慧擔心剩下的5、7號及雙號側宿舍也難逃拆除的命運。 2016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除了在個人、團體提報文化資產的規定中，新增「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的期限以落實文資審議，文資類別也新增「紀念建築」類，擴大文化資產的定義。在無法得知台大拆除計畫的狀況下，溫州街地區的文資保存運動屢次利用修正後的文資法，在拆除前夕緊急將建築提報為「紀念建築」以中斷拆除工程。這次修法內容也漸漸成為他們對抗怪手的策略之一。 面對伸入52巷的怪手，投入逾二十年溫羅汀文史保存運動的黃智慧，意識到自己必須跟時間賽跑。2024年4月，黃智慧先向文化局提報單號側宿舍文史資料的新事證，盼藉文資會審議程序，暫時阻斷台大繼續拆除剩餘的5、7號宿舍。緊接著一個月後，黃智慧與其他文史工作者，聯合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與臺灣大眾史學協會等16個團體發起「搶救溫州街52巷臺大宿舍群」聯署，僅一周之內突破3000人聯署搶救故居。 「之前化學系老師的宿舍就無法引起這麼高的關注，但52巷這次是超過3000人連署，這是非常成功的。我們都很意外怎麼這麼多人認識，可見這兩個人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曹永和是台灣島史觀的倡議先驅，陳奇祿是文建會創立的重要推手，也與林懷民等人共同籌備公視建台。現在我們都看到這二位先驅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黃智慧語帶敬意地說。 曹永和、陳奇祿是誰？ 曹永和、陳奇祿是在強調中華文化的時代背景下，開創「台灣研究」的重要學者，分別曾居住在52巷6號、7號宿舍。曹永和在1947年至1985年之間任職於台大圖書館，並於1984年成為台大歷史系兼任教授，199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精通荷蘭文、英文、日文等多國語言的他，致力於研究早期台灣史。在1990年提出「台灣島史」觀念，超越聚焦於統治者的研究，以島上的人群為研究主體，對台灣史研究產生深遠的影響。陳奇祿則在1944至1977年之間任職於台灣大學人類學系，不僅致力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也在1981年擔任首任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將文化資產的概念引入台灣，推動文資法的設立。 然而，儘管破3000人連署搶救，雙號側宿舍仍在第171次文資會被判定不具文資身分，於2024年9月遭台大拆除。今年（2025）8月，第185次文資會再次針對5、7號宿舍的文資價值進行審議。文資委員認為5、7號宿舍不具有新事證，應該遵循2022年文資會的結論不給予文資身分，僅建議台大應就7號宿舍規劃紀念陳奇祿的方式。黃智慧表示，2022年時文化局的調查報告誤認為陳奇祿擔任文建會主委時已搬離7號宿舍，並未完整考量建築物的紀念價值。而此次審議文資委員在專家審議時認為7號有價值，卻在大會投票時否決，有違文資專業。 正當黃智慧還在思考其他保存宿舍的方法時，台大已悄悄開始施工。12月中，黃智慧錯愕的接到大學里吳珮璇里長的通知，5、7號宿舍已在12月1日開始施工拆除。8號宿舍的拆除時間，似乎也已開始倒數。…

早上十點半，小鞠準時來到咖啡廳，擺設桌椅、掃地、整理餐具，是他的實習日常。小鞠不是工讀生，他是一名社工實習生。「當初面試時，是有說會做『一些』咖啡廳外場的事務，但實習時，八成時間我都在端盤子、洗碗、做咖啡廳文宣。」小鞠如此回憶。嘗試向機構督導反映，卻被回以「社工什麼都要做」；轉而尋求學校督導協助，而學校僅能口頭請求機構「多安排學習機會給學生」。一段原本以為會有所收穫的歷程，就此成了小鞠不願再回頭看的記憶。而小鞠不是唯一有這樣感受的實習生。當學生以為自己來到社會工作現場，卻發現實習的日常與社工實務幾乎脫鉤，困惑、挫折與無力感接踵而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落差？誰又該為此負責？意識報採訪多位社工系學生、實習機構督導、實習改革倡議者與大學教授，試圖釐清制度中學生、機構與學校三方角色的模糊權責，究竟如何讓理想的學習現場變成現實的放牛吃草。記者 | 許采蘋編輯 | 方博弘 每逢家庭暴力、兒少保護等重大社會案件時，總有輿論疾呼「社工在哪裡？」在福利需求及社會問題複雜化的現況下，台灣社會對於社工的需求日益提升，政府亦不斷強調社工人力的重要性。 然而，你知道社工養成之路得經歷什麼挑戰嗎？ 回溯專業社工人才的培育過程，實習可說是每個社工系所學生的共同記憶。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統計，全台每年有兩千多名社工系學生投入實習。兩次共計至少四百小時的實習，是取得學位與報考社工師考試的基本門檻。面對即將到來的實習，多數學生們在緊張之餘，也期待能將課堂所學與現場經驗結合，並從督導們的回饋中獲得成長。 但實習真正能學到什麼，就像拆開驚喜包，取決於進入的實習單位以及遇到的督導。 來自北部地區、剛從社工系畢業的小鞠面帶苦笑地回憶道，自己原本基於對青少年工作的興趣，選擇申請相關領域的實習機構。然而，實習申請有制度上的限制：學生每次僅能申請一間機構，多數單位又集中於三至五月面試，一旦前幾間申請落空，後續選擇極為有限。他在六月中才確認落榜，此時多數機構已關閉申請，為了趕上學校時程，小鞠匆忙找到一間未列入校方名單的單位。缺乏學校事前審核，意味著沒有最基礎的保障，等同於將長達百餘小時的實習交由運氣的賭注。而對小鞠來說，這次賭注是噩夢的開端。…

上周二（9/ 16）晚上七點，台大勞工社、台大濁水溪社、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大女研、師大人文學社、捍衛全台學權行動及台大穆斯林學生會，在台大總圖前廣場發起「巴勒斯坦悼念晚會」。當天在廣場上準備空白布條是讓參與者寫上受難者姓名，以及巴勒斯坦的受難者遺像，並擺上許多小蠟燭圍繞一旁。活動中也開放open-mic環節，給予參與者分享想法的機會，現場聽到許多來自不同國家、參與動機多元的聲音。　　在台灣，聲援巴勒斯坦經常被貼上「親中」或「恐怖分子」的標籤，甚至引來惡意攻擊。「身處地緣政治夾縫的台灣人，為甚麼要關注巴勒斯坦議題？」一直是許多人的疑問，也會有人擔憂自己不夠了解巴勒斯坦的歷史背景，進而質疑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　　意識報參與悼念會現場，希望透過採訪與紀錄發言者的想法，呈現台灣學生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契機，讓「聲援巴勒斯坦」不再是扁平的網路標籤。參與者並不只有台灣同學，更有來自法國、印尼、巴基斯坦、以色列與美國等國參與者。為何橫跨全球的參與者現身台大參與這場悼念會？不同生命經驗的參與者各自動機有何不同起點？記者 | 林安恬、倪御欽、關之杰影像 | 關之杰編輯 | 方博弘、歐孟哲 台灣時間九月十六日晚上七點在台大總圖前，成群黑影圍繞燭光，像一根根蠟燭的影子。 巴勒斯坦此刻下午兩點，自以巴戰爭開始後，飢餓與死傷從來沒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