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總統蔡英文及立委就任後，通過「高級中等教育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台灣正式將學生代表納入制定課綱的過程，期望以學生為主體，建構適性的學習方式與目標。然而，在實務進行上，學生代表的影響力仍然受到多方限制。「學生是否能真正影響決策」、「是否能充分理解課綱審議的專業內容」，以及「學生代表的意見能否平衡其他委員的經驗與意見」等質疑在制度實行多年後依舊存在。這些質疑也使得台灣的兒少參與制度的產生及訂定過程等持續受到外界檢視與挑戰。既然學生審議課綱的代表性受到質疑，為何當初會讓學生成為體制內審議課綱的一份子？綜觀全球課綱制定方式，台灣審議課綱納入學生代表的制度亦十分罕見，究竟當初台灣建立這套制度的歷史背景與意義究竟是什麼？在全球制定課綱的方式又有何特殊之處？記者｜鄭育芹編輯｜陳怡安 課審會中的學生代表 課程審議會（下稱課審會）為教育部設立的專門機構，負責審議全國各級學校課程綱要的內容和實施方式，如前不久引起教育界關注，大幅改變教學模式及考題取向的108課綱便是經過委員討論審議而誕生。課審會的設計初衷為結合專家學者、教師代表、家長及學生意見，透過民主參與的方式，制定適合台灣社會需求的課程架構。然而，其運作過程中常因各方利益角力而引發諸多爭議，尤其在兒少參與的落實上，仍然存在許多討論空間。 現今我國的課審會中，大會及各分組審議會皆具有一定數量的學生代表，不但能夠參與會議討論，亦能夠握有與學者、教師等其他代表相同的表決權與其他權力。觀察課審會會議記錄，可見學生代表在會中不乏發言及提案，且提案亦受到多數委員認同。如學生代表蕭竹均委員曾與其他委員共同提案更動本土語言的排列順序，108課綱審議結束後，時任教育部長潘文忠也肯定學生委員於審議過程中認真參與的態度及貢獻。 全球獨特的學生審議：體制化的兒少表意權 對比他國制度，多數國家並未設立像台灣一樣納入學生代表的課審機制。以教育體制及地理位置與台灣相近的日本為例，日本的學習指導要領（相當於我國的課綱）由「文部科學省」（即負責教科文的政府部門）直接訂定；在兒少參與上以青年議會為名的英國，則由教育部制定較為寬鬆的課綱框架，並將課程的最終決定權下放給各學校自行訂定。少數設有學生代表的則多為聯邦國家：如美國與德國。然而兩國僅有部分州設有學生代表，且以美國為例，大多數學生代表僅能列席參與，且僅有少數州的學生代表握有投票權。此外，美國學生代表的遴選程序大多由長官指派或是由州委員會選出，或由當地學生自治組織推薦，少以直接選舉產生。放眼全球，各國課程審議的評估與決策權與仍在於政府或是學校。 相對而言，台灣不僅賦予課審會中的學生代表與其他與會者相同的話語權及決策權，並在學生代表遴選過程中展現高度的自由度與民主性。以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制度為例，學生及兒少代表可透過遴選會議推選主席，自訂遴選辦法，包含是否設立保障名額、參選限制等規範。候選學生需進行政見說明，並交由遴選會議進行投票選舉。最終，遴選會議當選學生需提交至課審會委員審查，經半數以上同意後，由行政院長正式聘任，充分體現兒少參與的自主性。 在課審會學生代表之外，同為兒少參與，台灣與他國也在運作制度上有著顯著差異。英國、德國及其他國家多以民間團體主導推動青年參與機制，政府則從旁支持。例如，英國的青年議會（UK Youth Parliament）由獨立慈善組織英國青年委員會創立，雖然青年議會後來改由政府管理，但其民間背景仍有深遠影響；德國則透過民間組織推動「青年參與專案」，目前尚未建立全國性的青年議會。此外，歐洲青年議會及巴西部分州的青年議會亦由民間人士與組織發起。與各國的兒少參與多半由民間團體推動，政府機構從旁支持等由下而上推動相比，台灣課審會由政府主導，法規明定納入兒少代表的形式不免存在特殊性。為何台灣選擇採取此種形式？或許此原因亦可歸咎於台灣課審會改革的歷史脈絡。…

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第一階段立委罷免投票將於明天（7/26）登場，但過去這半年中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女力志工，早已選擇在投票結果塵埃落定前悄悄撐起歷史現場。2024年十二月，立法院前的青島東路上擠滿了抗議群眾，立法院議場內正三讀通過《選罷法》、《憲法訴訟法》與《財政收支劃分法》三項修正案。民眾舉著標語、喊著口號，期待自己的聲音能被傳進立院，要求國民黨和民眾黨退回未經嚴謹程序就通過的法案。蓉蓉（29歲，化名）也是青鳥運動的其中一位參與者，她從南投一路北上，在寒冷的十二月底和其他抗議者一同站在路上持守臺灣民主。出身於深藍家庭，蓉蓉自2019年反送中開始對中共的不信任和反感，也開始注意社會運動。「我覺得自己需要現身，因此這次我北上參加」，她決定請了兩天的假，到運動現場聲援行動。史努比（中年、化名）的野心更大，她不只來參加青鳥行動，更是來找「罷免超人」的。史努比意外與路上的罷免志工搭上線，經過一番深聊，史努比決定加入罷免李彥秀的團隊，成為日後站在南港、內湖區街頭的罷免志工。她們為何投入？對比十年前三一八占領運動女性運動者的性別困境，這次投入罷免的女性志工看見哪些新的政治風景與難題？她們的行動為這半年來的大罷免留下甚麼意義？記者｜陳怡安編輯｜關之杰 她們是誰：加入罷團的女性們 蓉蓉是南投草屯人，平時在公家機關上班，一直以來都有在關注青鳥和罷免的資訊。在十二月底加入罷免馬文君的群組後，開始看到全台各縣市陸續開始有連署攤位的出現。蓉蓉原先認為南投因為政治傾向一向偏藍，因此對於是否擺攤有些猶豫，但是在看到南投第二選區游灝的罷團開始行動後，認為「罷馬行動」或許也得以實現。隨後蓉蓉和其他罷馬成員們一起在2025農曆新年前開始擺站點，那時罷免團隊剛好借到草屯年貨大街附近的地點，而過年的人潮也讓連署站戶限為穿。 史努比平時是業務助理，在2024年十二月中時注意到冬季青鳥，五月青鳥第一次上街時（青鳥行動自2024年五月開始，抗議群眾首次站上街頭要求國會撤回擴權法案，同年十二月再次於青島東路舉行「冬季青鳥」），史努比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並未參與。十二月青鳥走上街時，她看見路上的追星族舉著手燈、看到戰車上宣講的人們，還有人來人往的抗議群眾。史努比遇到「罷免超人」，並在那之後的幾天收到來自「港湖除銹」的邀請，史努比猜想團隊當時人手不足，因此就毅然決然地加入了。那之後她就一直與罷團夥伴合作擺攤，在團隊內負責調動人力、分配人資，確保每個站點都有足夠的志工。 在罷團中工作：女力充滿的工作群體 罷團志工性別比女多於男，是在詢問完二位受訪者罷團內部性別比後得到的答案。「港湖除銹」的核心幹部性別比約為3:7，接近4:6，「罷馬」的核心幹部性別比接近1:1，而兩個罷團的連署站志工則都是女性多於男性。 社會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經常導致團體討論時，特定性別的聲音被忽略。台大社會所黃怡安就曾在〈民主決策與性別過程：以台灣318占領行動中的學生動員為例〉指出，在太陽花學運時，女性參與者在運動中活躍程度不亞於男性，但女性的意見比起男性經常更容易被忽略。然而，在被問到核心內部的性別合作時，蓉蓉與史努比都一致認為是和諧的。史努比提到團隊內部的決策多半是經過討論決議的，沒有任何人的聲音是被壓抑或忽略的，她認為罷團內大部分的人都有職場經驗，讓罷免討論現場的兩性互動流暢簡單。蓉蓉提到「罷馬」的核心幹部人數不多，但性別互動是自在的，雖然偶有幾次遇到年長男性志工催婚的狀況，但是成員們在決策過程中並未出現意見不被重視的現象。 然而，連署站的現場卻有不同的樣貌。由於站上女多於男，甚至時常志工全是女性，因此他們面對到的民眾「嗆聲」更加嚴重。在這次的罷免行動中，連署站志工受到民眾言語或肢體暴力的攻擊狀況層出不窮，除了會被罵「閒閒沒事幹」、「領錢辦事的」，口頭爭執更可能進一步上升成推擠衝突。史努比和蓉蓉都觀察到，當連署站的志工全是女性時，前來謾罵的民眾都會更加不客氣，有時甚至會拿手機等攝影器材錄影。在問到女性志工會如何應對這種場面時，史努比說明因為他們有事先申請路權，因此站點附近都有警力進駐，在遇到民眾鬧場時都可以幫忙支開。蓉蓉說草屯的狀況較為不同，罷團在申請完集會許可後，警察僅是偶爾巡邏，不見得每次都可以在現場支援，因此連署站上的志工通常會找男性志工協助，或是以玩笑語氣回應民眾，例如對民眾說「愛你」、「謝謝」等等。 女力浮現：她們讓行動得以運轉 「法國大革命時，女性因為感受到權益受到侵害，因此選擇站上街頭抗議，今日的臺灣又何嘗不是如此？」蓉蓉指出女性在近兩年的政治局面中比誰都更有危機意識，在面對到生活可能即將產生重大變化時，女性選擇第一個跳出來捍衛現狀。蓉蓉提到這次大罷免中女性在各地支援前線，「罷馬」的團隊長期有一位從台南北上的女性志工在協助運作，女性在這場行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