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9/ 16）晚上七點，台大勞工社、台大濁水溪社、移工國際台灣分會、台大女研、師大人文學社、捍衛全台學權行動及台大穆斯林學生會，在台大總圖前廣場發起「巴勒斯坦悼念晚會」。當天在廣場上準備空白布條是讓參與者寫上受難者姓名，以及巴勒斯坦的受難者遺像，並擺上許多小蠟燭圍繞一旁。活動中也開放open-mic環節，給予參與者分享想法的機會，現場聽到許多來自不同國家、參與動機多元的聲音。
在台灣，聲援巴勒斯坦經常被貼上「親中」或「恐怖分子」的標籤，甚至引來惡意攻擊。「身處地緣政治夾縫的台灣人，為甚麼要關注巴勒斯坦議題？」一直是許多人的疑問，也會有人擔憂自己不夠了解巴勒斯坦的歷史背景，進而質疑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
意識報參與悼念會現場，希望透過採訪與紀錄發言者的想法，呈現台灣學生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契機，讓「聲援巴勒斯坦」不再是扁平的網路標籤。參與者並不只有台灣同學，更有來自法國、印尼、巴基斯坦、以色列與美國等國參與者。為何橫跨全球的參與者現身台大參與這場悼念會？不同生命經驗的參與者各自動機有何不同起點？
記者 | 林安恬、倪御欽、關之杰
影像 | 關之杰
編輯 | 方博弘、歐孟哲
台灣時間九月十六日晚上七點在台大總圖前，成群黑影圍繞燭光，像一根根蠟燭的影子。
巴勒斯坦此刻下午兩點，自以巴戰爭開始後，飢餓與死傷從來沒有停止。
法國與印尼：殖民歷史的全球進行式
總圖的台階上，坐著三位同學靜靜地看著人群圍在受難者相片前悼念。其中一位女同學戴著頭巾（hijab），另外兩位男同學則有著一頭黑色捲髮和淺橄欖的膚色，偶爾用法語交頭接耳，他們是出生於法國的北非移民家庭，以交換學生的身分來到台灣。詢問他們何時開始關注巴勒斯坦議題，三位同學都回答：「小時候就開始了。」
繼續追問之前他們便滔滔不絕地說：「從小在法國的學校中，巴勒斯坦議題就經常被討論，因為這象徵西方國家如何『處理』遺留下來的殖民議題⋯⋯一直以來都會和朋友討論，你們（台灣人）不會嗎？」戴著頭巾的法國學生張大眼睛反問。
問及法國人是否更關注政治，其中一位同學回答：「可能是因為我們是移民吧，身為移民，生活中就會充滿政治。」他們說在歐洲，膚色能決定你遭受到的對待。
就在總圖廣場前，來自印尼的短講者從世界另一邊的經驗，呼應法國在北非的殖民歷史殖民遺緒，「身為一名印尼人，我們是在反抗殖民的鬥爭中誕生的，因此我深知一個國家在國土淪陷、家園被毀、孩子們被迫在恐懼中長大的苦難故事。」一位出身印尼的同學在open-mic環節從西方殖民歷史的角度切入。家鄉印尼為了對抗殖民的犧牲，成為他站出來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契機。
二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英國將印尼「歸還」荷蘭政府，並由美國資金在背後支撐。荷蘭政府暴力鎮壓追求獨立的印尼政治領袖，牽連了許多無辜的印尼民眾。直到1948年底，美國終止對荷蘭的經濟援助，國際也對荷蘭的殖民行為施壓，荷蘭才漸漸歸還印尼各地的主權，然而殖民歷史所遺留的族群及經濟問題並未隨著荷蘭政府的離去而消失。
拿著麥克風的印尼同學將巴勒斯坦的困境，視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延續：「我們常聽到：殖民主義已經死亡。但我們不要被這樣的話語蒙蔽。願我們一同省思：究竟是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還是我們自身出了什麼問題？」法國和印尼，來自兩個在歷史中擁有不同經驗的國家，卻一同在這場巴勒斯坦悼念會上現身，講述相同的殖民遺緒課題。
是穆斯林，也是「人」
綜觀全球，穆斯林人口占了約四分之一；而在台灣，穆斯林也已達三十萬人。然而，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卻普遍對穆斯林族群不熟悉，甚至較少注意到。昏暗的悼念會現場，微弱的燭光照亮了圍在廣場的每個人，我們終於注意到了許多穿著頭巾（hijab、turban）的參與者，他們也同樣在現場被微光照映著。
一位穿戴頭巾（hijab）的土耳其同學難過的說：「我來這裡為殉道於巴勒斯坦的手足們祈禱。」另一位馬來西亞同學在受訪時則表示：「對穆斯林來說，耶路撒冷就是第三聖地，那裡有阿克薩清真寺，在馬來西亞聲援巴勒斯坦時，有許多穆斯林民眾參與。」
然而，兩位同學卻也認為巴勒斯坦不只是是穆斯林的議題，「在土耳其，這件事（巴勒斯坦的現況）沒有影響我的生活，但身而為人，我感到很害怕，我為加薩的手足們深感悲痛。」馬來西亞同學也提到：「但我不是穆斯林，我是從人權的角度切入，人權是一個普世性的價值。」穆斯林身分或許使他們更深刻的感受巴勒斯坦的處境，但對他們來說，不論宗教、國籍，「人權」才是大家的共同信仰。
巴基斯坦：童年的記憶是區域衝突，帶著下一代放下仇恨
Khalil來自巴基斯坦，目前在臺大攻讀博士；算上碩班的生涯，他在臺灣求學快八年了。悼念會中，Khalil牽著他的兩個小孩一同參與，三人安靜地坐在長長的白布條前。
「雖然我不是臺灣人，但我也不會想看到臺灣變成中國的。」Khalil表示。「巴勒斯坦議題不只是區域衝突，這是臺灣，甚至巴基斯坦都需要正視的事。」Khalil說，就像臺灣跟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的家鄉的巴基斯坦也經常是中亞區域衝突的前線。他回憶小時候，就常常聽母親描述巴基斯坦為了喀什米爾，多次跟印度發生流血衝突的情景。Khalil認為，雖然他不覺得自己是特別關注政治的人，但因為小時候聽過這樣令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只要看到區域衝突有關的新聞，我都會覺得很可怕。」
在台灣共感巴勒斯坦
廣場上的麥克風傳出熟悉的中文，台灣學生也沒有缺席。一位台大新聞所同學以「共同體」的角度切入，指出在社會運動中大家因為共同的被壓迫經驗而聚集，每個人也有著多重的被壓迫身分。如同他自己是國際上受壓迫的台灣人，也是在性別結構中被壓迫的女人和酷兒。正是因為社會運動中擁有個體的多元性，人們才能感受並包容彼此的差異。
「在關注巴勒斯坦時，我也越來越認識到為什麼我是一個台灣人。台灣人理解強敵環伺的感覺，我們從小就活在某種威脅裡，我們從小活在因為國際不肯認而格外脆弱的狀態裡。台灣人和巴勒斯坦其實共享了非常多流離的經驗。」在感受巴勒斯坦人的痛苦時，同時也讓在台灣的自身經驗更加清楚。
擁有女人和酷兒的性別身分，他也更能看見以色列對加薩女記者的暴行，以及對酷兒族群的歧視。例如，去年同志大遊行時，以色列駐台代表對著手舉「Queer for Palestine（酷兒挺巴勒斯坦）」的民眾說「Chickens for KFC」(註一）。以色列聲稱性別友善、捍衛性少數權益，並藉此正當化侵略「對性少數不友善的」伊斯蘭教地區，新聞所同學指控以色列的行為才是對全世界的女性和性少數群體最大的暴力。
場邊其他的台灣學生，有人獨自圍在燭光旁聽著參與者分享，偶爾探頭閱讀主辦方擺在地上的文字看板，好像正透過現身悼念會來感受與了解巴勒斯坦議題；有人則拿著巴勒斯坦受難者的遺像，低聲地和同行的朋友討論，一會討論台灣外交部近期對以色列的援助、一會討論今天悼念會的感受，最後又抱怨待會要回宿舍趕作業。在受訪時，有參與者說希望自己可以從新聞以外的管道來了解巴勒斯坦議題，但也有參與者從平常自身關注的議題出發。一位台大女研社的同學以性別角度切入，譴責以色列以「捍衛女性及性少數」來正當化自身的暴行；一位平時關注動物保育議題的同學則認為，所有生命都能感受、都有家人，何況是與我們相同的人類，希望更多人來關注受苦的巴勒斯坦人；也有同學遠從東吳大學來參與，因為聯想到家中的晚輩，希望大家關注加薩忍受飢荒的小孩。
敵我 ? 以色列人參與巴勒斯坦悼念會
Noa 接受意識報採訪時，每過一陣子就會抱緊手臂，放低音量問短講者剛剛說了什麼。剛離開以色列兩個禮拜的他，過去八年都看著身邊在加薩或在以色列的家人朋友活在戰爭的恐懼中。儘管有語言隔閡，但抵達台灣看到「可以自由巴For peace Taiwan」分享這場巴勒斯坦悼念會，也拉著朋友一起來。
新環境的一切都很陌生，但看著眼前追悼會的鮮花與燭光，許多巴勒斯坦受難兒童的頭像印在布上，Noa又覺得一切與家鄉以色列舉辦的巴勒斯坦悼念會沒有差別。以色列的悼念會也有死傷者的名字，來參加的悼念會的人記住那些再也不會回來的人，畢竟能夠哀悼的時候並不多，這讓Noa覺得非常熟悉。
在以色列大概有一成的人會以行動支持巴勒斯坦。除了左翼，另外還有一群較年長的以色列人在1993年見證以巴簽署《奧斯陸協議》 ，協議內容包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承認以色列作爲國家並承諾停止使用暴力，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但2023年以巴衝突爆發後《奧斯陸協議》已名存實亡。看見《奧斯陸協議》30年來從成功簽署到走入歷史，以色列長者後悔過去不夠努力捍衛和平。如今他們在以色列士兵的槍指向巴勒斯坦農民時，舉起手機在旁邊錄影，或是挺身阻止以色列士兵射擊巴勒斯坦農民。
相對地，Noa提到主流約七成的以色列人並不承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施行種族滅絕。儘管有越來越多以色列人希望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停止這三年的戰火，因為以色列軍隊死傷毫無減少，且希望交換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人質。但在寫滿巴勒斯坦受難者的布條前，主流以色列人想到的不是哀悼這些生命，相反地，以色列人因為被空襲也飽受戰爭創傷，對巴勒斯坦受難者的照片感到矛盾的憤怒。
挑戰 : 全球遍地開花的悼念會
來自英、美、土耳其還有以色列的參與者在來到台灣以前已參與過巴勒斯坦悼念會，甚至有部分參與者更是在校園內的悼念會組織者。來自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杜蘭大學組織者表示，在全美管制支持巴勒斯坦校園支持者的浪潮中，他的四位朋友參加巴勒斯坦悼念會與抗議，駐守警力上前把扣壓其中一位女生的脖子直到他倒在草地上。不僅如此，杜蘭大學校方亦警告他和參與巴勒斯坦悼念會的朋友，繼續參與聲援巴勒斯坦的活動將面臨暫時性停學，乃至撤銷學籍。
不只在美國，非裔法國同學以自身移民經驗為例，也分享了在法國聲援巴勒斯坦的經驗，他半開玩笑的說上街抗議是法國的文化，但卻又接著指著自己的背部說：「我被警察打中這邊。」在法國，許多有色人種已經開始害怕上街，特別是在巴勒斯坦這樣的敏感議題，很容易因為上街就被打、被逮捕，甚至失去生命。空氣再次安靜下來後，廣場上大家依然平靜地圍坐在燭光旁，同樣是聲援巴勒斯坦議題，美國和法國的運動經驗，或許是在台灣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很難想像的代價。
這場在台大總圖前舉辦的巴勒斯坦悼念會並無警察暴力執法，但悼念會主辦方台大勞工社在原先預定舉辦悼念會前一晚收到「台大課外活動指導組」通知，因悼念會並未申請場地許可，若同學強行舉辦校方將增派校安人員驅離。考量悼念會若造成參與者與校方衝突，恐降低參與者意願以及巴勒斯坦議題在校園內的關注度，台大勞工社深夜十一點宣布悼念會延期，並依場地規定申請許可。
改期後，校安人員全程參與悼念會。遊行時與參與者一同步行穿過椰林大道，從台大總圖前緊跟至羅斯福路大馬路口，雙方並無爆發衝突。
巴勒斯坦受難者離世後，「哀悼」還能留下甚麼？
在活動還未開始前，主辦方一個一個遞給參與者悼念會宣傳單。宣傳單上引用《戰爭的框架》作者朱迪斯．巴特勒的提問替整場悼念會開場。
「我們是否不該公開宣告這些死亡，以避免冒犯以色列國家或以軍的盟友？還是說，正因為他們是巴勒斯坦人或戰爭的受害者，因此這些死亡並不被當作真實的死亡，這些生命亦不可弔唁？」
這場全台首度舉行的悼念會跟過去在台灣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與抗爭最大的不同是，即便悼念會現場並不存在直接的被抗議對象，無法直接看見被抗議對象改變立場，但面對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記者並封鎖消息的戰場，正視在以巴衝突中失去的巴勒斯坦受難者，是讓巴勒斯坦人停止陷入「不值得國際在乎」的必要方式。
短講尾聲，一位台灣短講者提到「記憶」的問題，也是倫理的問題。「作為一個悲觀的學生，我想問的還是在這一切塵埃落定後，我們還會記得什麼？當我們的下一代問我們關於巴勒斯坦在2025年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會以怎樣的姿態回答他們的問題？是愧疚是否認，還是無可奈何？讓我們面對自己的記憶感到無力，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一部分。這種伎倆也是讓台灣的政治受難者，拒絕向他們的後代透露來自過去真相的阻力之一。因此，我想向大家提議的第一件事，就是記得自己在過去這段時間的無力、憤慨或失望，並不要恥於表露出來。因為政治暴力並不只在戰犯受到清算之後就結束了，相反的，加害者與他們的意念還會世世代代影響著受害者與旁觀者的政治生活，乃至於讓他們憂鬱、讓他們自責。」
談及最後台灣短講者分享「記憶」也是殖民的手段時，Noa突然打破沉默。「在以色列我們支持巴勒斯坦的行動很少能取得直接成果，但過去這八年來我還是需要透過不斷行動才能讓自己不陷入絕望。在我所知道關於『認知失調』的概念裡，人類時常出現怎麼做跟怎麼想矛盾的時候，並且過去怎麼想的信念通常會勝過行動。如果相信沒有希望了，那我不可能走過這八年。所以很重要的是採取行動，做了才能看有沒有改變。」
悼念會哀悼的，不是只從2023年以巴衝突開始後的受難者為起點，也從不會因為悼念會散場就停止記憶以巴衝突。在台灣的政治議程與兩岸關係、美中台角力無法脫鉤的政治現實下，台灣聲援巴勒斯坦議題，經常挑動部分台灣獨立支持者與台美關係支持者的敏感神經。不過，殖民在台灣歷史時間軸上不曾缺席，卻始終未被深刻「記憶」。這場多國參與者的分享凸顯台灣與各國參與者關注起點、動機的差異。在悼念會結束後，臺灣才要開始尋找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臺灣本土視角。
註一：此政治比喻常用來指參與者支持與自身立場相互矛盾的政治家，如同被屠宰的雞支持全球連鎖企業KFC。以色列駐台代表藉凸顯酷兒支持巴勒斯坦的矛盾舉動，向參與者宣達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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