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反課綱運動十年了，還在談學生審課綱的代表性？
為什麼十年後，學生會在遴選現場以「資格論」互相比拚？
今年七月，反課綱運動將滿十周年。反課綱運動促成社會對課綱制定過程的關注，而後課綱制訂程序法制化，條文明定課綱審查委員會（下稱課審會）須納入學生代表。儘管學生權利因此獲得制度保障，學生參與課綱制定過程仍然充滿挑戰。在第三屆課審會遴選現場，學生代表的年齡與能力遭到在場的其他委員考驗，同時，外界也依然會質疑課審會學生的代表性，卻不見得真正了解課審會的運作情形。
讓人不禁思考，學生在課審會的遴選與開會現場，究竟如何面對內外的夾擊？希望了解現有制度是否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在課綱納入學生的聲音。意識報透過訪談反課綱運動參與者、前兩屆學生代表，共同檢視制度施行至今是否達到原初的期許。
記者｜鄭羽芳
編輯｜陳怡安
摸索嘗試中催生課審會學生代表制度
在課審會成立之前，學生在課綱決策過程中的角色相當薄弱，直到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才讓學生能在審議階段參與課綱討論。2015年7月，廖浩翔與桃區高校聯盟（下稱桃學聯）的夥伴一起致電立委，提倡課綱制訂程序法制化。「立法是一個很重要的訴求，因為你不可能這件事情（此指街頭抗爭）永遠做下去。」與夥伴一同召開記者會後，課綱審查流程法制化也納入反課綱運動的訴求之一。那時，廖浩翔僅是剛從高中畢業的青年，辦記者會、寫法案、與立委聯繫，並不存在於高中以前的經驗當中。
「怎麼連絡立委、要提供怎樣的資料、我們連署書要怎麼寫，我拿之前的什麼經驗去做這件事情？我們完全沒有經驗。」廖浩翔回想，那時，大家傻呼呼的拿起話筒便開始朗讀連署書內容，要詢問立委同意與否；後來，才習得與立委溝通、收集連署書的方式。儘管對法案倡議過程並不熟悉，學生仍然在試誤中不斷推進，認真對待自身關注的議題。
8月，在反課綱運動退場之後，桃學聯的夥伴與台灣人權促進會（下稱台權會）、律師等團體組成研究小組，並在台權會執行委員許仁碩建議下，將設置學生代表的規定納入草案。前前後後花費近一年的時間促成課審會中學生代表的設置，也讓學生意見進入教育政策的決策場域。關注此議題的廖浩翔後來也成為第一屆課審會委員。
從第一屆到第三屆：成為學生代表的荊棘路
課綱制訂程序法制化後，課審會學生委員經遴選產生。同樣作為第一屆課審會學生代表的劉千萍回想，設置學生代表的決定受到外界很大的批評，學生間很擔心課審會能否穩定存在。此外，學生代表的專業性也受到外界質疑，連帶使參與遴選的學生備感壓力。「因為是第一屆，會場充滿SNG車連線直播，我們隨時看得到外界在罵我們『教育政策當兒戲』。」場外一雙雙眼睛，透過新聞畫面緊盯第一屆課審會遴選現場，當時的劉千萍年僅大一，尚無學生自治經驗，與在場許多高中大學生一起，一言一行都承受著大眾的凝視。
「課綱是教育政策說帖，但我作為新二代能不能協助檢視教學目標是否缺乏二代關懷？」成為學生代表後的劉千萍，觀察到草案中對於新住民語言文化多強調促進國際競爭力，相較於本土語言強調文化傳承，新住民語言被作為工具性使用。此外，原初課綱草案的教學目標提到，學生可跟新住民當好朋友，千萍提到，若將此制定為老師的教學目標，可能會有將移民二代視為他者的隱憂。學生代表在場，在專家學者攻防討論之際，補足制定者缺乏的視角，將學生主體經驗納入課綱制定的參考。
然而，成為學生代表不僅僅只是越過遴選的考驗就順風順水。如同第三屆遴選現場，懂不懂議事規則、能不能跟上會議節奏，都是能否當選的因素之一，同時也是成為代表後能否將學生聲音帶至會議場上的必備條件。「第三屆現場有人說『不懂議事規則回去學，懂了再來』，有種資格論， 出現懂不懂學生自治這類的情緒性發言。」劉千萍描述第三屆遴選現場的高張力，也提到在場有委員亮經歷壓制對方。
高度競爭比拚、長時間的開會討論、對議事規則的熟悉度，成為參與課審會所需面臨的關卡，許多學生無法進入狀況，因此感到渺小無力。「人是會被消磨走的，有一股挫折是遴選會忽視的，參與的無力感。」也因此，千萍與夥伴發起連署，希望重新審視學生代表的淵源、核心精神。「第三屆去本來只是想說以學生身分的最後一次參與……沒想過自己會涉入這麼深。」作為反課綱世代，同樣在詢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代表性難題：誰能反映學生的聲音
「搞懂這個遊戲規則，基本上其他東西都好理解。」第二屆審議大會的學生代表范智鈞提到，成為學生代表之前，在校園爭取服儀解禁等經驗，幫助他理解、適應課審會運作現場，並懂得與師長協商。在105年度課審會審議大會第1次會議上，智鈞追問課綱上是否有載明《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後，需遵照學生選擇要修讀的語言，避免校方因開課數不足，犧牲學生學習機會。作為學生代表，理解議事規則、參與協商，是開會時必經的流程。只是，並非所有學生代表都熟能生巧。
在第三屆的遴選現場中，可以發現產生課審會學生代表的機制，並不是那麼地新手友善。「很快就聽到要進甲式表決、很專業的議事術語，提的人也沒有把它白話的感覺，必須是聽得懂的人，才能進入脈絡。」同樣參與在第三屆遴選現場的劉千萍提到。范智鈞則觀察，許多參與者不清楚現場發生的狀況，「蠻多人跟不上，可能也不見得會有時間能夠讓他們理解。」與會者無法清楚彼此的理念、缺乏良善的交流，只能夠以抱團的方式投票。
劉千萍回想，當初第一屆參與遴選的學生之間並沒有強烈的競爭氛圍，而是團結起來與教育部確認遴選過程是否公開透明、能否回應外界對學生的污名。確認議事規則、議事攻防操作，是作為確保程序公正的防線。「面對爭議性議題，最後能說服彼此，讓修改建議納入改變，很多時候不是議事規則 。更多是我們本身觀察的經驗是否足夠，這個經驗包含委員生命經驗、有何依據。」如今，對規則的熟悉、能否在會議上表達想法卻成為參與課審會的門檻。
「為什麼我們學生參與第一屆的課審會到現在已經快10年了，我們還是處在這個狀況？學生必須要很有威嚴，他才能夠被認為有資格去代表學生？」廖浩翔認為以「打架」的方式篩選學生代表，難以讓學生以自在的方式表達。范智鈞描述現實上的情況，學生若缺少論述能力，便難以在開會時與師長協商。「如果這些學生代表在還不成熟的狀況下就上場，戰場會死得非常慘，你前幾次的發言就會奠定你的形象，如果前面的形象很差的話，其他代表不會理你，政府單位也不會理你。」若當選成為學生代表卻不發言，便會使自己成橡皮圖章，學生代表若無法清楚表達觀點，也將難以取得其他委員的重視。
相互「打對臺」的課綱審議現場
作為第一屆審議大會學生代表，廖浩翔分享提到，第一屆後來有很多消失的學生代表。「我在猜跟審議的過程，他的聲音不被聽見，應該是相關的。」廖浩翔提到，不見得每個人對審課綱都抱持同樣的參與能量，另外，學生代表的聲音若難以在審議現場被聽見，也成為學生是否能持續盡責的原因。準備資料、提案，與其他師長共同開會時，要能提出主張、與師長協商，學生代表能否具備以上技能，攸關學生的聲音能否進入審議現場。
范智鈞提及，審議現場的每一位委員背後都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群體，課審會作為政策討論、制定教育最高準則的現場，各方聲音皆在此競逐，並不會偏袒任一方。「你不能期待其他代表或是其他團體代表會去接納你的問題，因為對他們來說，這裡就是決勝點，我在這裡手下留情，我沒辦法跟自己後面的那些群體交代。」也因此，學生代表必須要有足夠論述能力，才能跟教師團體「打對臺」。
現況下，遴選現場成為首道篩選機制，慕強的遴選制度篩選出一批學生代表，學生帶著各自的關心，透過論述相互競爭，選出一批參與課綱制定的學生代表。擅長「打架」的學生代表能夠在會議上將學生聲音帶至現場；另一方面，卻未見得能包含學生群體的多元性。「台灣多數學生是沒有參與學生自治那麼深的學生，這些人的意見是很重要的。」劉千萍提到。
「怎麼樣選到安靜的人成為學生代表，我覺得只要我們還繼續用這個機制，就不會談這件事情了，因為這個機制的設計就是要讓大家講話，透過講話吸引群眾，然後選上。」廖浩翔提到，比起議事規則造成的參與門檻，重點在於現有制度下讓學生互相比拚，在學生間建立起一套選拔、淘汰的制度，以議事規則、論述等方式證明自己，篩選出誰的聲音有資格能夠進入會場。
難以涵蓋的學生聲音、未被正視的個體經驗
學生代表究竟能否反映學生的聲音？制度下是否難以涵蓋多元的群體？第一、第二屆皆有學生代表召開公聽會，希望將課綱討論的群體打開，包含入課審會代表之外的學生。作為第二屆審議大會學生代表，范智鈞召開諮詢會，邀請高中學生前往國教署，與藝才分組的學生代表一同蒐集第一線學生的想法。「那個時候我就直接跟被邀請來的學生說，你可以直接罵政府多爛沒關係。」現場由學生代表主持，希望營造讓學生能安心說出想法的場域，一同討論因應本土語言新增，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節數如何調整的議題，再由學生代表將意見統整帶至會場。
不過，籌備諮詢會所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成本，卻需要學生代表自行籌備與吸收。再者，廖浩翔認為即便是學生代表個體的經驗，也同樣有意義。「代表性這個詞蠻有趣的，因為只有學生代表在談啊。我在現場，沒有聽到任何人在質疑老師的代表性。」浩翔思考，或許正因為外界反覆對學生代表的不信任，使得學生無法相信自身，無法開口。
「確實需要讓學生代表有資源，帶著他們去看見教育現場的不同的狀況，讓他們有底氣去做這件事情，但是他們在會議當中所提到的任何東西就是有代表性的。」學生代表不僅要參與會議，更要蒐集意見、準備資料，面對外界的質疑。現況下的選拔機制難以涵蓋更加多元的學生群體，會議過程也不見得讓學生代表感到足夠自在，得以表達想法。廖浩翔提到，不應只在審查課綱的階段才納入學生，應該多開放不同參與管道。此外，教育部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透過教育部帶著新任的學生代表，一起追蹤研究學生求學過程的經驗，再透過學生代表轉化成對於課綱的意見。
此番呼籲不僅是因為教育部與學生相比作為更有資源的一方，更因為許多事情在課審會之前才有討論空間。例如課綱既然已經明訂國文學習時數，那麼降低學習時數的事情便難以與學生討論。「如果從最一開始學生的意見沒有被放進來的話，後面學生代表能夠調的東西也很有限。」如果學生能在起初參與討論，或許就能讓不同類型學生的聲音，都能涵蓋進課綱討論的過程。
十年後回望：成為多元聲音匯流之所在
透過開放各種不同的管道收集學生的聲音，可以讓對教育議題有想法的人，不一定要到課審會這麼高張力的場合，也能夠表達意見。另一方面，學生群體如何團結、互相給予支持，也會是建立自信的起步，幫忙彼此有底氣在會場上說出想法，讓不同類型的學生的聲音都能夠被傾聽。
當年，學生自立籌組研討小組，促成課綱制訂程序法制化，讓學生走進會場，成為制定課綱的一份子；十年後，我們檢視落實至今日的課審會制度，能如何納入更多元學生群體的聲音。如同劉千萍提到，遴選現場上，每個個體都是多元的聲音所在，十年了，對課綱審查制度發出疑問的同時，更是希望能夠顧及學生在課審會制度面臨的壓力，聆聽參與進決議現場的聲音，以及沉默的原因。昔日曾出現在學生代表心中的體悟、省思，都成為對未來制度該如何走下去的深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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