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後,隔年促成課程審議會改制並新增學生代表,不僅首度加入學生審理課綱,更形成全球少有的課綱審議參與制度。自2016年新制上路後,迄今已透過「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會議(遴選會議)」選出三屆學生代表參與課審會,象徵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改革。
但十年之後學生參與課綱審議的制度卻在第一關就遭遇重重阻礙,各方在如何選出學生代表上仍無法達成共識。
特別是2024年暑假尾聲,數百位學生齊聚參與的第三屆遴選會議中出現「拍桌」與「吼叫」等情事,並且有兒少群體(此指年齡為18歲以下的兒童與少年)遭到針對性的言語攻擊,後續更引發許多媒體關注。實際上仔細考察遴選會議現場氛圍,不被友善對待的會議經驗並非兒少獨有,許多對公共事務抱有熱忱的遴選委員同樣在會議中感到錯愕與無力。
為何反課綱運動爭取來的制度性變革,會演變成一場讓許多學生感到受傷的會議?在2028年第四屆遴選會議到來前,我們是否能夠重新想像一場真正讓學生得以自在發聲、彼此理解及相互討論的的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會議?
意識報採訪第三屆遴選委員、第二屆副主席,以及長期觀察課審會的老師,並爬梳2016年首次遴選會議的資料,包含「第一屆遴選會議」與「學生代表產生方式諮詢會議」的直播紀錄。透過回顧遴選制度的設計過程,看見反課綱運動十年後的未竟之路。
記者|邱浚祐
編輯|許采蘋

第三屆遴選現場衝突中缺席的兒少表意權
2024年8月24日,學籍橫跨國小到博士,數百位學生們以遴選委員的身份聚集在師大附中參與第三屆遴選會議。本屆遴選會議中,某些遴選委員以「小屁孩」、「小孩」等不當措辭稱呼兒少代表、質疑兒少遴選委員審議課綱的能力,並認為國教署應針對兒少遴選委員進行更多的培訓,使得會議第一天結束後,部分兒少與會者及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等相關團體召開記者會抗議本屆遴選會議輕視兒少權益。
現為國二學生的遴選委員恬恬(化名)回想起遴選會議的第一天晚上表示,當時原先正在討論是否休會,隔日再繼續進行後續議程,此時卻有幾位委員突然拔高音量、互相吼叫,並未按照會議規則的順序舉手發言。「其實那瞬間會知道這違反了會議規則,也是很自我中心的行為,但我當下被他的大聲吼叫嚇到,所以不敢講話。」恬恬提起當時的場景時,語氣帶著一絲懊惱。這場衝突事件使得本屆遴選會議在社群媒體以及新聞輿論皆引發矚目,網路上更有反課綱運動世代的參與者提出連署,希望阻止那些對兒少不友善的衝突。
連署聲明中特別強調兒少表意的精神,表明「課審會納入學生代表的本意在於廣納多元聲音,應重視不同群體意見、勿幼體化他人」。自2014年台灣將《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即納入我國法律體系)以來,表意及被聆聽權在兒少的公共參與中逐漸受到重視,時任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曾撰文指出:「『每個兒童都有形成自己意見的能力』,不需要向國家證明,反而是國家必須確保兒童能夠針對『所有跟他們有關,會影響到他們的所有事情』,讓兒童『自由表達意見』,要或不要表達,都是兒童自己的選擇。」
然而,對照《兒童權利公約》所強調的表意及被聆聽精神,本次會議的議事節奏過於倉促,同時更夾雜許多議事規則的攻防,導致許多與會者難以掌握當下的討論脈絡,會中不時可見學生舉手詢問當前的議事環節。
喬喬(化名)也是本屆遴選會議中的一名兒少委員,曾多次參與市府機關會議的他坦言:「有時理解完他們到底在討論什麼,想要表達想法的時候,就會發現,『欸?討論已經結束了?』」面對令人錯愕的會議進度,他卻聽見身旁的大學生低語:「怎麼又是她」、「連這個都不懂」等語帶訕笑的言論。提及被會議規則排除與受到嘲諷的經驗,喬喬無奈地說:「一個會議不是應該確保所有人都理解現在正在討論的事項嗎?」
遴選會議當中,不少與會者提出「國中小學生有什麼能力審課綱」等懷疑兒少能力的言論。面對這類質疑,曾參與多項兒少倡議、當時就讀高二的自學生詳詳(化名)在會議中直接表明,這類說法其實不過是複製了學生代表首度被納入課審會時,清大教授李家同曾提出的反對論點。他不解為何如今有人再次將這樣的質疑延伸到年齡較低的學生們身上。與此同時,也有與會者主張:「我們要對兒童進行更多的培力,讓他們『有能力』審議課綱。」
「培力」作為一種看似支持兒少的措施,在會場中不斷被提起。然而,詳詳在受訪時直言:「這次遴選會議很多人說要對兒少進行更多的『培力』,但這種培力根本不是《兒童權利公約》所期待的支持措施,只是大人們在強迫兒童『多讀點書』而已。」詳詳的話中也反映了當今兒少在參與公共事務時,仍多被視為「尚未準備好」的狀態。
不只是兒少表意權:一場對所有人都不友善的遴選會議
本屆遴選會議中,議事程序複雜成為與會者參與會議的極大阻礙。「這次的會議頻繁出現各種議事名詞,也不停有委員提出停止討論動議,讓實質討論變得困難。」喬喬回憶道。討論環節中遴選委員間少有溝通對話的機會,更多時候是匆匆進行表決,而非進行深入的討論。
除了會後的記者會與連署所關注的兒少表意困境,事實上,成年學生其實也面臨了參與門檻的阻礙。「我覺得要發言會有一種壓力,大家好像都非常懂議事規則」,現就讀早稻田大學,去年因好奇課審會運作而報名本次遴選會議的鄭鈞嘉說道。他過去並沒有太多的公共參與經驗,但回憶遴選會議當天的狀況時表示:「我們花在投票、點人數以及確認議事流程和規則的時間,比大家實際發言、表達意見的時間多非常多,實際大家站起來表達想法的時間相對很少。」
鄭鈞嘉不是唯一感到失望與挫折的學生。會議中的爭執與情緒性發言也導致現場氛圍壓抑,讓人難以自在參與。在整體會議的氛圍之外,長期觀察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現場的老師馮慧芝(化名)指出,會議剛開始時發生的委員資格爭論也對與會學生人數及參與程度造成影響。「第一天早上的事情(委員資格爭論)我覺得有嚇到某些人,本來想講話的可能會不想講話,而且如果看人數變化的話,會議的出席人數少了非常多,很多本來會參與的人都離開了。」他語重心長地說道。
對話失靈、脈絡缺席:走向表決取代討論的會議現場
遴選會議共有三個階段,首先是決定「遴選規則」,接著候選人輪流上台進行政見發表與詢答,最後由遴選委員投票選出本屆的學生代表。細究本屆會議的種種衝突,不友善對待的主要來源都發生在本屆遴選會議中的「遴選規則討論」的環節。回顧過往兩屆會議中討論遴選規則的環節,與本屆會議在發言的支持程度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其實可以看見與本屆遴選會議相當不同的地方,特別是對於發言的支持措施。
在2020年的第二屆遴選會議上,正副主席額外籌組了個人化的支持措施,讓現場的遴選委員不論經驗多寡,都能夠參與討論。時任副主席蕭竹均表示,他在會議期間負責在台下協助學生,回答個別問題、補充議題的討論脈絡,並釐清當下討論的題綱。相對於本屆會議,當時參與的學生委員即便經驗不多,也能夠藉由即時詢問,掌握討論進度。
以「課審會學生代表保障名額」為例,當遴選委員提議納入包含自身群體的保障名額,除了會議中難以決定保障的優先順序,也經常引發其他遴選委員質疑其僅是為了自身利益而提案。蕭竹均進一步以此舉例說明,第二屆遴選會議有曾參與第一屆會議的委員主動說明當初對於某保障名額共識的由來,協助與會者理解決策背後的歷程與思考脈絡,而非僅看著短短幾行的決議文字來決定一項條文的沿用或修正。
承接著過往的經驗,第二屆會議的討論主軸更為聚焦,也提升了討論的效率。針對遴選規則的討論,更像在既有框架中微調,而非直接從零開始討論。議程得以在共同理解的框架下推進,不同意見的與會者也更能理解彼此觀點的來由,而非將對方簡化為敵對的陣營。
除了蕭竹均提及的例子,馮慧芝也一再強調會議中脈絡的重要性。他表示如果未來的遴選會議沒有呈現過往的討論過程時,容易變成各說各話,大家的討論會很容易失焦、失控。
舉例來說,在第三屆遴選會議中,奠基於過往討論脈絡的對話較少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逕付表決動議。恬恬觀察到:「大家都只是講自己想說的,或者針對他人講完後,自己認為好的運作方式,卻從來不問『你為何這麼想?』,就直接評斷他人的方式是好、是壞,要不要採用,接下來就進到投票,然後定案。」另一名與會者慈慈(化名)回憶起現場高張力的氛圍以及情緒性的發言,表示那樣的環境讓許多人感到害怕。缺乏討論除了造成討論品質低落,也加劇了現場不滿與緊張的情緒。
當前遴選規則的難題:過去的制定背景
2015年,隨著「反課綱微調運動」發展,「課審會納入學生代表」成為該運動的重要訴求。隔年政黨輪替,教育部正式確立課審會將設置學生代表,並由政大公行系助理教授莊國榮主責制度的設計。
然而,與教師及家長等群體不同的是,學生缺乏明確的代表組織且人數龐大,因此「如何選出學生代表」便成為制度設計上的首要難題。
當時莊國榮為了因應107課綱(現108課綱)及時上路運作,在「教育部課程審議會學生代表產生方式諮詢會議」中表示:「這個課審會打算組成的時間是今年(2016)7月,所以大家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時間去組成課審會,教育部希望107課綱中較未受爭議的部分能如期於2018年9月上路。」由於學生參與課審會的制度並無前例可循,加上為了因應課綱上路,教育部考量未來可能需依實際運作狀況調整制度,因此並未制定固定的遴選規則,而採「另行召開遴選會議」處理學生代表的選舉事宜,各屆再以該會議決定當屆的學生代表遴選辦法。然而,在緊迫時程中上路的學生代表遴選制度,也替往後遴選會議的紛擾埋下伏筆。
消失的政府角色:球員兼裁判還是學生自主?
第三屆遴選會議開場,國教署長官簡短致詞後,便迅速徵詢各遴選委員擔任主席的意願,期盼能夠盡速完成本次遴選會議。此時,現場有與會者舉手質疑某委員的與會資格,但長官並未對委員提出的問題多加理會,希望能夠先選出主席,再交由主席處理現場的爭執。從會議開場到結束,會議中發生數次衝突,國教署人員多僅旁觀,整場會議中幾乎僅負責處理場地與餐點等庶務。
「的確,第三屆有委員告訴我說,『把遴選規則拿出來逐條是尊重學生的表現。』」馮慧芝說道。對於一些學生而言,每屆遴選會議重新審議遴選規則才能將「誰是學生代表」的選擇權完整交給學生,使學生感到被尊重。
不過,現行模式在在實務上卻產生不少問題,時任第二屆副主席蕭竹均坦言:「我覺得第三屆的問題,就是我們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在實質討論。」在數百人同席的場合中,要達到細緻討論本就困難,龐大的人數更進一步削弱了現有制度本應承載的討論功能。「我看到800個人來報名的時候,我就想說這樣我們還能夠用第一屆的這整套制度嗎?其實幾乎不可能。」馮慧芝補充。
恬恬回憶到,實際開會過程當中,學生間也難以有足夠的溝通:「主席點完一個人後,再點另一個人,而這兩個人講的東西幾乎沒有關聯,都是不同的觀點。全部講完一輪後,就直接進到投票,我覺得那個過程中沒有討論。」
本屆會議中,有部分遴選委員認為政府應該盡可能地放手,讓學生自行決定遴選規則的運作方式。但在八年前的第一屆遴選會議上,當時的遴選委員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舉例而言,在第一屆第二次遴選會議中,來自中山大學的黃靖順委員在會議開始後不久便表示:「關於族群保障名額的部分其實一直充滿了爭議,教育部說『這並不是要求學生背書』,可是其實在上一次會議裡面,關於族群保障的問題,教育部的態度是打算就丟給學生去處理的,他(教育部)可以直接很簡單的說:『這是學生決定出來的。』」顯示教育部存在卸責之意。
六家高中的許晏紳委員也發言指出:「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要求學生代表的遴選方式要由教育部制定,而不是我們?因為我們不能球員兼裁判。這是教育部的責任,我希望教育部不要卸責。」隨後,陸續有更多學生提出意見,認為教育部應定奪保障名額如何規定,而非將規範擬定的價值選擇交由學生背書。
最終,第一屆遴選會議通過動議,授權由教育部訂定遴選規範,學生僅提供建議。看似讓渡權力的決議,其實反映了學生對於「行政責任該由教育部承擔」的清晰表態。對照之下,本屆遴選會議中,教育部並未訂立明確遴選規範,在會議現場引發與會學生高張力衝突。
第一屆遴選會議上,黃靖順與許晏紳的發言皆明確指出政府的不作為,並要求政府負起更多的責任。而早在2016年的「教育部課程審議會學生代表產生方式諮詢會議」,時任教育部長潘文忠便認為,遴選會議應設計相關機制,讓所有與會學生能在平等基礎上討論。但時至今日,遴選會議仍未建立任何制度確保此事。
未完成的試卷:我們期待什麼樣的遴選?
第一屆遴選會議至今已過去了八年多,如今學生的公共參與環境早已不同。高中校務會議保障8%學生代表、兒少代表法制化、國教署設立青少年諮詢委員會,皆是兒少公共參與向前推進的成果。然而,隨著公共參與管道增加,學生間的公共參與經驗差異也逐漸擴大,如同《少年報導者》所觀察到的,學生的公共參與正「趨向菁英化」。
在此之下,如今的「支持」不能僅是提供同樣高度的木箱,更應根據個體的需求差異,提供不同方式與程度的協助。第三屆遴選會議所爆發的眾多紛爭,也正顯示當前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制度極需重新檢視與調整。
至於學生代表產生方式該如何改革,參與者們各有構想,喬喬期待加入分桌討論等審議式民主模式,以解決目前難以深入討論的問題;詳詳關注學生代表的代表性,因此希望採普選方式選出學生代表,例如在各個學校都設置投票站;慈慈則是偏好預先設立的選舉規則,避免在遴選現場逐條討論產生混亂。
然而無論遴選方式如何修改,若遴選委員間對學生代表的角色本質缺乏共識,紛擾仍將不斷地上演。如同本次遴選會議所反映的,有些遴選委員期待學生代表具備高度專業,能夠引經據典與其他委員共事;有些遴選委員則期待學生代表有豐富的政府會議經驗,熟悉如何跟官員及其他委員打交道,確保學生意見能夠納入課綱;也有委員認為學生代表不應設有任何門檻,期待能夠真實呈現學生的第一手經驗。
學生代表的不同角色牽動著遴選制度設計的根本方向。若缺乏對學生代表角色的基本共識,自然難以討論「何謂好的遴選制度」,遴選現場也難以成為一個令「所有學生」感到友善、平等,且具實質對話的環境。
「即便這次的遴選會議讓我們受了許多傷,四年後我還是會想繼續參與。」喬喬堅定地說。「我想讓遴選會議更加兒少友善,同時也想在那時支持適合的候選人成為學生代表。」面對本屆遴選會議的種種挫折,喬喬仍然相信遴選過程可以變得更好。
回顧過去八年三屆的遴選會議,與會者的經驗及相關會議資料皆顯示「政府」在學生代表遴選中的角色模糊且功能不足。從本屆遴選衝突可以發現,不應再以輔導兒少的框架設計支持性制度,而應從遴選會議現場的氛圍著手調整,建立制度接住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們才是根本解方。
本屆遴選的紛擾不僅是個別事件,也顯示出制度在過去十年間從未被完善規劃,如同一張未能完成的空白試卷。至今,許多該由政府承擔的規劃與責任,仍是空白題。試卷遲交已過十年,如今正是政府重新召開對話、明確角色定位、達成各方對於學生代表的共識之時。否則,四年後,恐怕只會再次回到同樣的紛爭現場,再次交出空白的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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